蒙古的叛逃者困境：在朝韩分歧中寻求平衡

蒙古试图在朝鲜和韩国之间保持中立桥梁的地位，必须找到平衡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路径。

在东北亚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网络中，蒙古长期秉持 “中立桥梁” 的定位，借助 “第三邻国政策” 在中国和俄罗斯的重叠影响力中争取自主权。这一政策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最初是为减少对北京和莫斯科的经济依赖，如今已演变为基于价值观的外交立场，使乌兰巴托获得了不结盟调解者的公信力。

然而 2024 至 2025 年间，三场交织的危机打破了这一微妙平衡：蒙韩合拍电影《南下之路》所承载的软权力叙事崩塌、韩国间谍丑闻曝光，以及一名朝鲜译员叛逃引发的外交危机。

这些事件共同揭示了蒙古中立政策核心的尖锐矛盾：如何协调人道主义理想主义与经济实用主义，如何在安抚首尔和平壤的同时维护国家主权。2025 年恰逢蒙韩建交 35 周年，且乌兰巴托在 2024 年刚与平壤重启接触，这场危机成为检验蒙古外交成熟度的关键考验。

软权力抱负与主权妥协的碰撞

《南下之路》于 2024 年 9 月在乌兰巴托、2025 年 4 月在首尔首映，旨在巩固两国的软权力。影片由韩国导演金尚来与蒙古导演巴特图勒嘎・苏维德联合执导，摒弃政治高调，采用以人为本的叙事：一名朝鲜母亲带着孩子躲避边境巡逻、一名在职责与同情心之间挣扎的蒙古边境警卫，以及一名饱受分离创伤的叛逃者。影片集结了蒙古知名演员萨兰图娅・桑布、额尔亨巴亚尔・甘博尔德、桑丹普尔耶夫・奥云桑布和扎米兰・博尔德 - 额尔德尼，以及韩国明星朴光贤、吴秀静和崔俊勇，刻意将蒙古塑造成 “道德调解者”—— 既反对首尔对平壤的强硬立场，也不认同朝鲜的孤立主义政策。

影片的上映时间经过精心安排，恰逢 2025 年蒙韩双边周年纪念，旨在提升蒙古在朝鲜半岛调解中的话语权，同时契合韩国将蒙古定位为欧亚资源枢纽的 “新北方政策”。在国内，影片激发了这个小国为地区稳定作贡献的民族自豪感；在国际上，它成功将 “第三邻国政策” 从单纯的经济多元化战略，重塑为植根于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外交框架。这一叙事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蒙古是冷战以来少数与朝韩两国均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国家之一。

但这一理想愿景在数月内便因间谍丑闻化为泡影。

2024 年末，蒙古当局逮捕了两名韩国国防情报局（KDIC）官员 —— 一名中校和一名少校，指控他们招募蒙古中间人渗透朝鲜驻乌兰巴托大使馆。此举违反了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构成对蒙古主权的直接侵犯。

乌兰巴托最初发出严厉谴责，称该事件是 “严重违背信任的行为”，但在韩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文相镐亲自赴乌兰巴托道歉后却转变立场，撤销指控并释放了涉案官员。这一妥协源于蒙古对韩国深厚的经济依赖，却暴露了外交双重标准：乌兰巴托同时在深化与平壤的友好接触，其中立形象因此受损。

更令人担忧的是，韩国特别检察官赵恩石的调查显示，蒙古的间谍行动可能与前总统尹锡悦两周后宣布戒严存在关联。调查发现，韩国国防情报局的行动是蓄意制造朝鲜威胁的安全危机，为尹锡悦暂停公民自由、解散议会的威权夺权行为提供借口。

前韩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卢相元（现因叛国罪受审）的笔记详细记录了 “沿北方界线（NLL）发动挑衅性攻击” 的计划。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作战主管李承镐证实，前国防部长曾下令无人机渗透朝鲜领土。韩国国防情报局内部备忘录还提及使用装载宣传品或燃烧装置的 “废弃气球” 挑衅朝鲜作出回应。蒙古领土不知不觉间成为这一政治阴谋的舞台，既违背了其主权原则，也损害了珍视的中立地位。

叛逃者危机

2025 年 8 月，朝鲜高级学术代表团访问蒙古期间发生译员叛逃事件，加剧了蒙古的外交困境。该代表团由朝鲜社会科学院院长太亨哲率领，是平壤七年来首次向蒙古派出高级学术代表团，其任务是宣传 “首尔已放弃统一” 的主张。然而访问期间突发混乱，一名随行译员前往韩国驻乌兰巴托大使馆寻求庇护。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平壤对此作出前所未有的报复：召回驻蒙古大使 —— 这是自 1999 年以来的首次此类举动，结束了吴承浩长达八年的任期。

这一报复与 2024 年蒙朝关系回暖形成鲜明对比。2024 年，蒙古成为新冠疫情后除中国和俄罗斯外首个向平壤增派使馆人员的国家。1 月，蒙古大使卢夫桑策伦・额尔登达瓦向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递交国书，双方共同纪念建交 75 周年和金日成访问蒙古 35 周年。

2024 年 3 月，朝鲜副外长朴明浩率代表团访问蒙古 —— 这是疫情以来朝鲜外交部首次向乌兰巴托派出代表团（乌兰巴托多次邀请朝鲜女外长崔善姬访蒙，但近年来崔善姬更频繁访问莫斯科和北京）。这些互动反映出平壤对蒙古在疫情期间保持使馆开放的认可，以及对其中立立场的信任。

2025 年 7 月 31 日，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主席阿玛尔巴亚斯嘎兰・达什泽格夫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主席朴仁哲举行正式会谈。蒙古方面强调，将基于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优先考虑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加强长期友好合作，支持地区和平与繁荣。朝鲜方面对双边关系中的热烈友好交流表示感谢，并重申致力于密切合作，推动两国稳定长期合作向前发展。双方还就加强议会间合作交换了意见。

译员叛逃事件打破了这份信任，朝鲜发出严厉警告：绝不容忍蒙古成为 “叛逃者中转枢纽” 或 “韩国阴谋的平台”。

面对危机，蒙古采取 “战略沉默”，既不确认也不否认叛逃事件。尽管遭到国际社会 “虚伪” 的指责，但对于一个小国而言，这是务实的选择：优先避免与平壤直接对抗、维护地区长期稳定，而非追求短期的道德高调。然而沉默的代价巨大：它使蒙古的行动与其在《南下之路》中塑造的人道主义叙事脱节，严重损害了其 “中立调解者” 的公信力。更重要的是，该事件将蒙古长期隐藏的朝鲜叛逃者秘密中转国角色推至地缘政治聚光灯下。

蒙朝关系长期以实用主义为导向。两国于 1948 年建交，蒙古是最早承认平壤的国家之一。即便 1990 年蒙古实现民主转型后，双边关系仍得以维持。1999 年，朝鲜以 “财政困难” 为由关闭驻乌兰巴托使馆 —— 这实际上是对蒙古与韩国日益亲近的抗议。随后乌兰巴托主动修复关系，促成朝鲜外长白南舜 2002 年访蒙并签署新的《友好合作条约》，并推动平壤使馆于 2004 年重新开放。

2004 至 2019 年间，乌兰巴托接待了多达 5000 名朝鲜工人，并在饥荒时期提供粮食援助。这种低调接触维持了关键的沟通渠道，为蒙古的调解抱负奠定了基础。2025 年的叛逃危机挥霍了数十年积累的信任，使蒙古的对朝政策陷入被动的危机管理困境。

经济依赖：韩国影响力的枷锁

蒙古在 2024-2025 年的一系列妥协源于严重的经济脆弱性。其 80% 以上的贸易依赖中国和俄罗斯，经济命脉易受两国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整的影响。“第三邻国政策” 本质上是缓解这一风险的生存战略。到 2025 年，韩国已成为该政策的核心支柱：首尔的半导体和电动汽车产业对蒙古的银、钼、煤炭、铜和稀土（关键矿产）需求旺盛，在早期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高度互补的经济联系。

2025 年的经济数据凸显了这种依赖的迫切性。在中国经济放缓背景下，蒙古对中国出口前三季度下降 9.4%，煤炭收入暴跌 41%。尽管韩国试图填补由此产生的缺口，但实际数据显示蒙古的收益并不理想：据韩国统计，2025 年前三季度双边贸易额超过 5.5 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贸易总额增长 19%，但这一增长源于韩国对蒙古出口 21.2% 的增幅，而韩国从蒙古的进口却下降了 16.3%。首尔承诺 2025 年 11 月建立 “蒙韩稀土合作中心”，推动联合勘探和智慧采矿。正在谈判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不仅有望带来即时经济纾困，还将为蒙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技术。这种经济吸引力已逐渐转化为韩国显著的外交影响力。

在这些外交和经济逆流中，高层议会外交成为蒙古应对朝韩分歧的关键工具。

2025 年 4 月，即便韩国陷入国内动荡 —— 前总统尹锡悦因 2024 年紧急法令面临弹劾 —— 国会议长禹元植仍率代表团访蒙。他将蒙古定位为 “地区稳定的核心伙伴”，暗示存在利益交换：经济支持的前提是乌兰巴托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与首尔保持一致。

三个月后，2025 年 7 月 30 日，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主席阿玛尔巴亚斯嘎兰・达什泽格夫与韩国国会议长禹元植举行正式会谈。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谈距阿玛尔巴亚斯嘎兰与朝鲜的朴仁哲举行类似会谈仅隔一天。

阿玛尔巴亚斯嘎兰对禹元植 2025 年 4 月访蒙后的后续会谈表示满意，强调韩国作为关键 “第三邻国”、东北亚合作伙伴和民主价值观共同倡导者的重要性。他提出三项核心诉求：解决韩国优惠贷款资助的蒙古 10 个省份集中供暖厂建设中的障碍，并监督新承包商的遴选；促进民间交流（包括放宽蒙古公民赴韩人道主义旅行条件，解决蒙古公民在韩国边境被遣返的问题）。

对此，禹元植承诺立即恢复并推进 10 省供暖厂项目，并表示韩国正探索便利蒙古公民出行的措施，包括引入电子签证、增加使馆领事人员、简化团队旅行签证手续。双方还就以往正式访问中的议题交换意见，达成推动两国务实经济合作的共识。

韩国 6 月总统选举后，新总统李在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联。2025 年 9 月，他在与蒙古总统呼日勒苏赫通话时提议 “加快 EPA 谈判” 和 “推动蒙古公民免签入境”—— 这是乌兰巴托的核心诉求之一，因为约有 5 万名蒙古人在韩国工作或学习，其中一半为非法滞留 —— 以此换取蒙古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支持。

韩国总理金敏锡随后明确将稀土合作与地区紧张局势挂钩，敦促蒙古 “支持我们应对地区不稳定的努力”。蒙古副总理尼亚姆 - 奥索尔・乌赫拉的回应颇具深意：他承诺深化关键矿产合作，却对 “中立” 一词避而不谈，暴露了经济依赖背后的外交妥协。

本质上，蒙古赌的是平壤不会断绝关系，因为朝鲜在朝鲜劳动党成立 80 周年前夕需要盟友支持。这一妥协因此实现了短期风险管控，同时从首尔获得了经济回报 —— 但也承载着重大的长期风险。过度依赖韩国可能使 “第三邻国政策” 从多元化异化为依赖，最终侵蚀蒙古的外交自主权。

蒙古摆脱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加快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其他 “第三邻国” 的合作，确保经济实用主义真正服务于主权，而非使蒙古沦为大国附庸。

前进之路：迈向原则性实用主义

为应对内外挑战，蒙古迫切需要升级战略思维 —— 从被动妥协转向原则性实用主义，将外交政策锚定在主权和核心价值观之上，构建灵活、可持续的框架。这一转型必须在对朝韩两国关系中同步推进，同时加强国内制度能力建设。

蒙古必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实质性外交杠杆。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它应明确两项不可协商的核心诉求：第一，韩国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禁止在蒙古领土开展一切情报活动，修复韩国国防情报局间谍丑闻造成的信任赤字；第二，由联合国难民署（UNHCR）主导建立叛逃者处理机制，平衡人道主义原则与主权安全。经济上，蒙古需摆脱低附加值的 “原材料出口国” 模式，推动稀土加工和智能制造领域的增值合作，培育国内产业。减少对单一市场和资源出口的依赖，将使蒙古从资源供应国转变为工业合作伙伴 —— 既契合首尔的供应链安全利益，又能赋予乌兰巴托经济主动权。

修复与平壤的信任需要从被动外交转向主动外交。首先，乌兰巴托应通过秘密渠道坦诚解决译员叛逃问题，重申 “不干涉内政” 原则，呼应额尔登达瓦大使 2024 年 “传统友好合作” 的承诺，明确蒙古不会成为对抗朝鲜的工具。其次，重启低敏感度合作项目 —— 文化交流、农业援助和公共卫生合作，避开有争议的朝鲜半岛问题，通过民间互动修复官方信任。第三，重启蒙古外交部提议的 “乌兰巴托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解地区论坛”，将其定位为非对抗性技术对话平台（聚焦家庭团聚等议题），重新激活朝韩沟通渠道，重振其 “桥梁” 价值。同时，蒙古可维持 “不加入对朝制裁” 的善意姿态 —— 这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纽带。

解决叛逃者困境的根本方案在于建立制度化应对机制。在联合国难民署支持下，这一框架应包含三项核心要素：明确的庇护申请标准、严格的保密处理程序，以及第三国重新安置选项。该体系既能保障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权利，又能防止个别事件升级为外交危机，将《南下之路》中 “人道主义中介” 的愿景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 —— 使蒙古摆脱 “被动应对” 的循环。

结论

蒙古最宝贵的战略资产并非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而是地区所有利益相关方（尤其是中亚或朝鲜半岛）所认可或容忍的信任。这种信任是数十年间在首尔的经济吸引力与平壤的尊重诉求之间不断平衡的成果，体现了将地理脆弱性转化为外交灵活性的智慧。为短期经济利益或暂时安抚平壤而挥霍这份信任，将对乌兰巴托的地区地位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对于一个数世纪以来将脆弱性转化为灵活性的国家而言，当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转型机遇。蒙古必须坚持原则性实用主义，在朝韩竞争中保持精准平衡 —— 既不成为任何一方的工具，也不放弃对人道主义和主权尊严的核心承诺。唯有如此，其 “中立桥梁” 的定位才能扎根 —— 在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为东北亚稳定贡献独特价值，为大国竞争时代的中小国家外交树立典范。

这篇文章以《蒙古的逃亡者困境：应对朝鲜半岛的分裂》（Mongolia’s Defector Dilemma: Navigating the Korea Divide）为题，于2025年11月4日发表在《外交家》（The Diplomat）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