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纥古都哈剌巴剌嘎斯 

Уйгурын хаант улсын нийслэл Хар балгасын туурь

文图 / 宋国栋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18年04月刊  

今天蒙古国中北部的鄂尔浑河流域是著名的游牧文化遗存分布带，历史上回纥汗国都城哈剌巴剌嘎斯位于其中心地带。鄂尔浑河谷水草丰美，地广人稀。直到今天，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仍以游牧为主。这种草原环境为城址的保存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今人能够目睹昔日草原都城的别样风采。    

主城外围的塔式夯土建筑（东—西） 

    蒙古语“哈剌巴剌嘎斯”为“黑城”之意，由回纥汗国葛勒可汗磨延啜修建于751年，840年被黠戛斯烧毁，此后回纥部众四散，彻底丧失了漠北霸主地位，因此哈剌巴剌嘎斯古城被焚成为漠北回纥汗国解体的标志性事件。城址海拔1400米，周围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总占地面积约40平方公里，规模在漠北古代城市发展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哈剌巴剌嘎斯古城坐落于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东北15公里处的鄂尔浑河左岸，东距鄂尔浑河床约1.5公里

    古城布局结构    

古城可分为主城和外围街区，主城供可汗家族及上层贵族议政居住，外围街区除了少量宫廷建筑之外，大部分为市场、作坊、寺院、客栈、民居。主城坐西朝东（东偏南27°），城墙东西长740米，南北宽380米。城外环绕一条10—15米宽的护城河，周围有17个塔式夯土建筑，相互间距50—70米不等，与主城墙之间的间距约65米。塔式建筑如今大多已坍塌，仅存基础，坍塌堆积的直径约12米，部分夯土台残高2—3米，夯层厚约10厘米，土台中的纴木洞清晰可见。关于塔式建筑的功能，过去一般认为是摩尼教建筑，但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是城外防御性建筑。

   主城又分为东、西两部分，平面呈“日”字形。东城南北长380米，东西宽319米，城墙较低矮，坍塌堆积宽约15米，残高1—1.5米。东城门位于东墙中部，门宽约5米。东城中央是一个东西长265米、南北宽100米的长方形广场，广场西端有一处院落，由该院落可进入西城。广场南北两侧分布着30多处院落，围墙统一规划，整齐对称，但院落内没有见到明显的房屋遗迹。    

主城航拍（西北—东南）

西城是整个城址的核心区，南墙长406米，西墙长340米，北墙长426米，东墙长340米。城墙夯筑而成，墙体坍塌堆积宽约25米，残高5—8米不等，夯土墙的夯层厚约10厘米，墙内可见4—5排横向排列的纴木洞。西城四角建有角台，东墙外侧建有2个马面，其余三面墙体外侧均有3个马面。西城西侧有一个形似瓮城的长方形院落，长93米、宽75米，过去很多人将其视为瓮城，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个长方形院落的院墙明显低于西城墙，院落门道不明显，且无法进入主城，看来是否为瓮城还值得深究。西城的入口位于东墙中部，宽约10米，从入口两侧的覆土堆积范围看，原来应有高大的门廊建筑。由东门进入城内，里面是一个宽约160米的三进式院落，外院、内院、后院依次进深90米、120米、150米。外院西部建有正房，中央设穿堂，院落北部建有厢房。内院的南北两侧分别对称建造了一排厢房，西部居中有一座长65米、宽35.8米、高约2米的大型宫殿基址，宫殿基址与厢房之间连有游廊。后院的中央建有一座略小于内院宫殿的宫殿基址，这两座宫殿基址之间亦有廊道相连，宫殿基址的台基至今犹存，周围散落着大量砖瓦碎块。    

宫殿基址西侧巍然耸立着一座大型夯土塔台，其基座覆土堆积直径约50米，现存夯土台的夯土部分直径为20.6米，高约12米。两处宫殿基址及大型夯土塔台位于同一东西轴线上，塔台是古城的制高点，站在塔台之上可以眺望城内及城外街区的全貌。三进式院落的南北两侧向外各有一个60米宽的跨院，大型夯土塔台的西侧有一条连接两处跨院的通道。北跨院被隔墙划分成3个大院落，南跨院的西半部没有明显的隔墙，东南部则有2个相互连接的小院落。跨院外侧与城墙之间也有一些狭长的院落，最小的院落边长约20米，最大的院落长约115米，宽约20米，院落内既不见建筑基址，也不见建筑构件。西城东南角有一个长方形高台建筑，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约40米，高约10米。高台建筑外面的院墙边长约80米，夯筑而成，墙宽约10米，残高3—4.5米。西院墙中部和北院墙西北角各有一个豁口，疑为院落的出入口。

   主城外围还有很多街区，其中最主要的一条街道以主城向南200米处为起点，东北—西南向延伸，宽阔笔直，南北长约5公里，北半段宽110—160米，南半段变窄，宽25—30米。以这条大街为轴心，主城以南的院落被自然划分成东西两大区，西区的面积明显大于东区。东西两区北部的院落规划整齐，院墙高大，建筑基址气势雄浑，其规格明显高于南部的院落。东区北部有一处东西长275米、南北宽225米的大院落，院内的大型房屋基址保存较好，著名的《九姓回纥可汗碑》就散落在院中央。西区北部有一处由东西长980米、南北宽910米的围墙围成的封闭区域，围墙内又分布着许多院落和房屋基址。主城以北也发现了很多院落和建筑基址，只不过这些院落的分布较为零散稀疏，没有统一规划，其中稍远的大型院落距离主城约4公里。与主城相比，城外街区的院落大小不一，建筑规格普遍较低。    

主城西城内的大型夯土塔台（东南—西北）

    考古工作历程           

主城西城东南高台建筑内出土玉册书残片及兽面瓦 

    19世纪末，在满清衰微之际，俄国向外蒙古进行全方位渗透，派出了包括动物、植物、地质、矿物、地理、历史、考古等众多领域的科学家前往蒙古高原进行探险考察，哈剌巴剌嘎斯古城的调查研究由此揭开序幕。1872年，俄国使臣И.В.巴吉林途经哈剌巴剌嘎斯古城，但他误认为这个城址是蒙古时期的哈拉和林城。1889年，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组建的科学考察队在鄂尔浑河流域调查了哈剌巴剌嘎斯古城。此后，俄国学者Д.А.克里门奇、W.拉德洛夫等人相继对哈剌巴剌嘎斯古城做过一些调查测绘工作。哈剌巴剌嘎斯古城的首次考古发掘始于1912年，俄国考古学家K.马斯科夫在城址内选择了至少5处不同的建筑基址进行了探沟式发掘，在大型建筑台基上发现了整齐排列的覆莲纹石柱础，这次发掘标志着回纥城址研究进入了考古调查和发掘相结合的新阶段。1933—1934年，苏联学者Д.Д.布凯尼奇在哈剌巴剌嘎斯古城挖了7条探沟，但他没有在记录资料中介绍此次发掘的具体位置、出土遗物及研究认识。1948—1949年，蒙苏联合考古队在苏联学者С.В.吉谢列夫和蒙古考古学家Х.普尔莱的带领下，发掘了哈剌巴剌嘎斯古城，С.В.吉谢列夫认为哈剌巴剌嘎斯古城的瓦当等尚不清楚，但从建筑坍塌堆积的范围看，其规模略大于西侧的宫殿建筑。宫殿基址周围出土的建筑构件主要有砖、筒瓦、板瓦、瓦当、兽面瓦残片。    

主城西城出土瓦当（现藏于蒙古国国家博物馆）   

1891年В.В.拉德洛夫绘制的平面图   

1949年С.В.吉谢列夫绘制的古城平面图

    蒙德考古队发掘了西城东南角高台建筑，确认高台建筑的西部和北部各设一门。西门的门道两侧先用砖在夯土墙的表面砌墙，砖墙内侧立排叉柱，门道表面整齐地平铺木板。北门的门道表面用方砖铺墁，由门道可进入高台建筑北部的房间。高台顶部建筑由多间房址组成，部分房址内部设隔间，石柱础整齐排列，墙面抹白灰面。位置最靠西的房址房门朝西，房址的台基边缘整体包砖，门外设有三级台阶，台阶以西的散水区表面铺砖，并用砖块垒砌排水暗渠，可将台基周围的积水向西排到院落之外。高台的东部建有面阔2间、进深2间的房址，房门入口设在房屋西北部，东墙直接利用了城墙，用砖对夯土城墙进行局部修补，墙面抹灰，地面没有铺砖，现存9个方形石柱础。2015年至今，蒙德考古队在高台建筑的中部和北部陆续发掘了一些房屋基址，发现了一些破碎的汉文玉册，部分玉片上刻有回纥可汗的尊号。高台建筑内出土了大量砖瓦建筑构件，其中包括一件残破的兽面瓦。    

2007年蒙德联合考古队利用激光雷达扫描形成的城址平面

    蒙德考古队在主城外设立了2个发掘区。第一发掘区位于九姓回纥可汗碑所在的大型院落内，在此发现了一个边缘用砖垒砌的大型夯土台基，砖墙采用一平一丁的砌法，上下层丁砖斜向摆放成人字形，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片和建筑构件。第二发掘区位于九姓回纥可汗碑向西隔街而对的大型围墙（980米×910米）东门，门道宽约5米，两侧各有2个柱础石，原来可能存在门廊建筑。门道附近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片和动物骨骼，14C测年数据显示门道建筑的年代为688—771年。蒙德考古队在发掘单体建筑的过程中，可能出于保护建筑基址的目的，采用了分区局部揭露的方式，这种发掘方法无法直观地了解建筑的整体结构，但他们非常注重科技手段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没有全面揭露导致的信息缺失。各个发掘区的表土下面，都发现了20—40厘米厚的灰烬层，德国学者布卡丹尼（Burkart Dähne）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840年黠戛斯纵火破坏古城导致的。    

主城西城宫殿基址柱础

    传承、变革与影响    

哈剌巴剌嘎斯古城曾是统治着整个蒙古草原、南西伯利亚、准噶尔盆地以及七河地区的庞大帝国的首都，同时又是这广大地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回纥统治阶层以古城为中心枢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各方而来的商队、僧侣、使者、游客络绎不绝，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促使回纥汗国的经济生产方式由游牧趋向多元化，并形成了具有游牧特色的城市定居文化。如今，古城虽已荒芜，周围人烟稀少，但巍然高耸的城墙，鳞次栉比的街区，完美的对称式空间布局，精湛的建筑技术，无不向人们诉说着古城昔日的森严和繁荣。

主城西城西墙（东—西）&主城西城南墙（东—西）

   据蒙古国布尔干省赛罕苏木境内发现的《磨延啜碑》（Shine-Usu碑）记载，磨延啜于“兔年（751年），直到五月，于都斤山林源头，在yabaš及toquš（河）汇合处，度过了夏天，在那里我命人建立了汗庭，命人在那里建立了围墙”。一般认为，磨延啜在于都斤山建立的王庭即是哈剌巴剌嘎斯古城。阿拉伯人塔米姆·伊本·巴赫尔（TaminIbn Bahr）于9世纪20年代初从河中地区前往回纥可汗首府，在其游记中记录了这座城市的繁华景象。他报告说，“这是一座大城市，农产丰富，被田连阡陌、村落密集的rustaqs所环绕。该城有十二座巨型的铁门。该城人口稠密，熙熙攘攘，广开集市，买卖多样。在其居民中盛行摩尼教。”塔米姆的游记成为研究哈剌巴剌嘎斯古城的重要文献之一。13世纪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其所著《世界征服者史》中记到：“斡儿寒河岸尚有一座城池和一座宫殿的遗址，城名是斡耳朵八里（Ordu-Baligh），虽然它今天叫做卯危八里（Ma'u-Baligh）。宫殿废墟外，对着大门，有些刻着文字的石头。”这些文字描述的对象就是哈剌巴剌嘎斯古城和《九姓回纥可汗碑》。

                 九姓回纥可汗碑

    回纥本为游牧民族。《旧唐书》称其“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回纥立国后，游牧仍然是回纥广大疆域内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但随着与汉人、粟特人等周边民族的频繁接触，回纥汗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面貌出现了明显变化，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发展农业和商业上。哈剌巴剌嘎斯古城周围至今仍分布着带有灌溉系统的农田遗址，一些废弃的碌碡和磨盘被当代牧民堆积在一起建成了敖包。回纥通过和唐朝开展马绢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哈剌巴剌嘎斯古城更是成为漠北草原上的商业中心。在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共同推动下，鄂尔浑河谷的人口逐渐变得稠密起来，在哈剌巴剌嘎斯古城周围逐渐出现了很多集镇和村落，一些回纥人过上了半游牧半定居生活。回纥统治阶层除了在各地营建城市之外，还在哈剌巴剌嘎斯古城以西的杭爱山修建了很多仿造城市而建的大型墓园，生活日益奢靡。《资治通鉴》记载：“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    

用磨盘和石块垒筑的敖包

    回纥最初营建城市时主要依靠定居民族，尤其依赖汉人，《磨延啜碑》也明确记载了汉人和粟特人曾为磨延啜在色楞格河建造了富贵城。哈剌巴剌嘎斯古城的夯筑技术、中轴线对称布局、砖瓦纹饰风格，无不体现出汉人在该城建造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主城西城中心的2座宫殿基址组合，与唐长安大明宫麟德殿的结构布局高度相似，说明主城在规划建造时参照了长安城的布局和建筑设计理念。但哈剌巴剌嘎斯古城也有很多自己的特色，例如主城的大部分院落内不见土木结构建筑，可能以毡帐作为主要建筑形式，又反映出浓厚的游牧文化传统。

   回纥在漠北地区经营城市的成功经验，对契丹、蒙古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个民族紧随其后在漠北地区营建了大量城市，同样在城市周边区域尝试农业生产。契丹甚至在漠北屯田，粮食连年取得丰收。哈剌巴剌嘎斯古城主城的“日”字形平面结构，在回纥汗国的大型城市中得到推广，例如祁连巴剌嘎斯古城、查干苏木巴剌嘎斯古城都采用了这种结构。到了辽代，以辽上京为代表的很多城市也采用了“日”字形布局，图拉河流域最大的辽代单体古城青陶勒盖古城亦属此类布局。契丹曾臣服于回纥，在政治、文化上受到了回纥深远的影响，城市布局的相似性也反映出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传承关系。

    2004年7月，哈剌巴剌嘎斯古城和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作为“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是迄今为止蒙古国唯一的一项世界文化遗产。    

哈剌巴剌嘎斯古城航拍（东北—西南） 

                 （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